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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召喚》:裂帛之聲與荒誕現實的噪音祭?

《时代在召唤》:聒噪之咒与荒诞现实的噪音盛宴

假假條的《时代在召唤》是一张将噪音美学推向极致的反叛宣言。这支乐队以近乎暴力的器乐编排、扭曲的人声与唢呐的尖锐嘶鸣,撕开了集体主义神话的华丽外皮,暴露出其下溃烂的荒诞现实。专辑中的噪音并非无序的宣泄,而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它剖开时代的口号与仪式,露出被异化的个体灵魂。

从开篇《湘靈鼓瑟》中唢呐与失真吉他的对抗开始,假假條便宣告了与传统叙事的决裂。他们以戏谑的锣鼓节奏模仿革命歌曲的进行曲式(如《时代在召唤》同名曲),却在层层叠加的反馈噪音中让庄严感坍缩成黑色幽默。主唱刘与操的嗓音在嘶吼与戏腔间游走,如同在红色乌托邦废墟上游荡的幽灵,时而癫狂吟诵毛语录碎片(《罗生门工厂》),时而用性隐喻解构权力话语(《钢𨱎菩薩》)。

专辑最惊心动魄的,是将集体记忆中的神圣符号转化为荒诞剧场道具的能力。《爱人同志》里,合成器模拟的少先队广播操旋律与朋克RIFF碰撞,制造出诡异的时空错乱感;《泰山石敢当》中,葬礼唢呐与工业噪音的交媾,恰似意识形态机器对个体生命的碾压仪式。这些声音实验不仅是对听觉惯性的挑衅,更是对历史记忆的祛魅手术。

在噪音的狂欢表象下,假假條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痛苦。《盲山》末尾长达三分钟崩溃般的器乐轰鸣,不是虚无主义的发泄,而是被困在集体主义迷宫中的困兽哀嚎。当《正紅旗》用戏谑的京韵大鼓唱出“我们都是红旗下的蛋”时,那笑声里浸透着被规训、被异化的血泪。

这张专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拒绝成为任何时代的注脚。当主流音乐仍在用精致的编曲粉饰太平,假假條选择用噪音构建一座声音的棱镜——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过去的创伤记忆,更是当下中国青年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困境间的精神分裂状态。那些刺耳的失真、不协和音程与破碎的歌词,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和声。

《赤裸裸》:90年代中国摇滚的自我撕裂与时代镜像

1994年,郑钧的《赤裸裸》如同一把生锈的刀,划开了中国摇滚乐坛的皮囊。这张在红星生产社录制的专辑没有崔健的政治隐喻,也没有唐朝的史诗叙事,取而代之的是赤裸的欲望与困顿的迷茫。在改革开放的裂变中,郑钧用沙哑的声线撕开了理想主义者的伪装。

开篇的《回到拉萨》以合成器营造的雪域幻境,实则是城市青年对精神乌托邦的虚构。当郑钧唱到“没完没了的姑娘她没完没了的笑”,藏传佛教的转经筒与都市酒吧的霓虹灯在歌词里荒诞重叠。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表达,恰似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失重的灵魂——既渴望逃离,又沉溺于物欲横流。

同名曲《赤裸裸》的布鲁斯吉他riff裹挟着世纪末的焦躁,副歌“我的爱,赤裸裸”反复撕扯着道德规训的外衣。在录像厅与迪斯科统治夜生活的年代,郑钧将性欲、物欲这些禁忌话题砸向听众,用失真吉他模拟着荷尔蒙喷发的啸叫。这种粗暴的真诚,比任何哲学宣言都更接近90年代青年的生存真相。

《灰姑娘》的抒情摇滚外壳下,掩藏着时代转型期的身份焦虑。“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既是情歌告白,也是知识分子面对商业社会的困惑自白。当国企改制与下海潮席卷全国,曾经高喊摇滚救世的音乐人们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卡拉OK包厢里的消费品。

专辑中粗糙的录音质感成为时代绝佳的注脚。刻意保留的吉他反馈噪音、未经修饰的人声喘息,与当时追求精致制作的港台流行乐形成刺眼反差。这种技术层面的“不完美”,恰恰构成了对标准化生产的反抗姿态。

《赤裸裸》的悖论在于,它既是商业成功的范本(正版销量突破百万),又是反商业的精神宣言。当《回到拉萨》成为街边盗版磁带的热门曲目时,郑钧在歌里建构的净土早已被消费主义解构殆尽。这种自我撕裂的戏剧性,正是90年代中国摇滚最真实的时代镜像——在理想主义遗骸与市场经济现实之间,每个人都成了无处皈依的流浪者。

《冷血动物》:世纪末中国摇滚的暴烈诗性与荒诞生存实录

1999年冬天,北京树村的地下室里,谢天笑用一台二手四轨录音机完成了首张专辑《冷血动物》的原始母带。这张诞生于世纪交替之际的唱片,成为中国摇滚史上一块被鲜血与污泥包裹的黑色琥珀,凝固着工业文明碾压下个体的嘶吼与世纪末集体焦虑的震颤。

整张专辑的声场构建犹如被砂纸打磨过的钢筋,谢天笑的吉他演奏摒弃了学院派的精致技法,转而用大量不规则的推弦与暴力扫弦堆砌出北方工业城市的钢筋骨架。《永远是个秘密》开场那记撕裂空气的强力和弦,恰似推土机撞碎胡同院墙的瞬间轰鸣。李明贝斯线条的粗粝质感与梁旭的鼓点共同构筑起令人窒息的声浪,这种原始的能量迸发,恰恰构成了对九十年代末中国摇滚过度商业化趋势的激烈反叛。

谢天笑的歌词写作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冷峻诗意。《墓志铭》中”我的尸体躺在公路中央/汽车从我身上碾过”的死亡意象,与《窗外》里”窗外的天是灰色/窗外的血是红色”的视觉对冲,共同拼贴出转型期中国青年精神世界的荒诞图景。这种语言暴力并非刻意为之的修辞实验,而是被生存困境挤压出的精神分泌物——当城市化浪潮将个体抛向钢筋森林时,摇滚乐成为最后的精神防空洞。

专辑中隐藏着中国摇滚史上最被低估的文本实验。《循环的太阳》用布鲁斯摇滚的骨架承载道家生死观,在”太阳升起又落下”的循环宿命中暗藏对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解构;《雁栖湖》里扭曲的吉他啸叫与京郊水库的粼粼波光形成诡异共振,创造出某种后工业时代的山水意境。这种在西方摇滚乐形式中植入东方精神内核的尝试,比后来所谓”中国风摇滚”的标签化探索早了整整十年。

世纪末的北京,拆迁中的胡同与崛起的写字楼构成魔幻现实主义的双重镜像。《冷血动物》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既未沉溺于伤痕文学式的怀旧,也未投身商业洪流,而是用12首暴烈诗篇完成了对时代阵痛的野蛮记录。当谢天笑在《是谁把我带到这里》中反复诘问时,整代人的迷茫与愤怒终于找到了最贴切的音乐注脚——这是属于中国摇滚的《荒原》,是用失真音墙写就的存在主义宣言。

《风暴来临》:在时代裂痕中嘶吼的摇滚诗篇

1997年的北京,胡同深处飘荡着呛人的煤烟味,霓虹灯尚未完全吞噬四合院的青砖灰瓦。正是在这片新旧撕裂的土壤中,鲍家街43号乐队推出了同名专辑后的第二张作品《风暴来临》。这张被时代尘埃掩埋的摇滚遗珠,用锈迹斑斑的吉他音墙与汪峰尚未商业化的嘶哑声线,为世纪末的迷惘青年铸造了一座声音纪念碑。

专辑开篇《我真的需要》以暴烈的布鲁斯riff撕裂沉默,鼓点如困兽撞击铁笼的节奏,精准踩中了国企改制浪潮中年轻工人的生存焦虑。汪峰的歌词摒弃了学院派摇滚惯用的诗意隐喻,转而用”每天上班下班领钱吃饭”的粗粝白描,将下岗潮前夕的集体不安具象化为个体的生存困境。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彼时沉醉于文化符号解构的北京摇滚圈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弥足珍贵。

《李建国》堪称中国摇滚史上最具社会学价值的叙事诗。手风琴与口琴交织出工人阶级的黄昏挽歌,三分钟的音乐蒙太奇里,国营厂劳模的荣耀勋章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锈蚀车床形成残酷互文。当汪峰唱到”他的微笑是那么慈祥”,撕裂的高音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理想主义者在时代断层带上的失重尖叫。

《风暴来临》真正令人颤栗的力量,在于它预言性的末世感。同名曲中不断重复的”快把药吃了”像一记记闷棍,敲打着集体无意识的神经。失真吉他与管乐编制的对位如同两股对冲的飓风,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喧天锣鼓声中,提前勾勒出千禧年前夜的价值真空。这种清醒的痛苦,让专辑在二十五年后依然保持着锋利的现实穿透力。

当《晚安北京》的钢琴前奏在深夜电台响起,整张专辑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存在主义沉思的升华。合成器营造的电子迷雾中,汪峰化身城市守夜人,将”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与”打桩机的轰鸣”谱写成工业文明的安魂曲。这首歌意外地成为乐队绝唱,恰似那个充满思想张力的摇滚年代在商业化黎明前的最后烛光。

《风暴来临》的悲壮在于,它既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墓志铭,也是中国摇滚黄金时代谢幕的序曲。当我们在流量时代的糖衣炮弹中重听这些粗糙的录音,那些关于生存尊严的诘问,依然在数字丛林的缝隙中倔强生长。

《幻觉》:在失真吉他与古筝弦间寻找现实的裂?

《幻觉》:在失真吉他与古筝弦间寻找现实的裂隙

谢天笑的音乐始终游走于现实的粗粝与超验的灵性之间,而这张虚构专辑《幻觉》恰似一柄刺破虚妄的青铜剑。当西方摇滚乐最暴烈的失真音墙与东方古筝的泠泠清响在声场中短兵相接时,我们听见的不仅是音色碰撞,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在器乐对话中的显影。

专辑开篇《悬丝诊脉》以工业噪音模拟急诊室心电监护仪的哀鸣,古筝轮指如游走在都市霓虹下的盲眼说书人。谢天笑的嘶吼不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将山东快书韵白熔铸进车库摇滚的狂躁中,形成某种诡异的仪式感。这种声音拓扑学在《青铜咒》中达到极致:五声音阶的吉他Riff与战国编钟采样相互咬合,制造出跨越千年的通感震颤。

最具颠覆性的《皮影启示录》中,班卓琴与合成器共同编织出赛博朋克茶馆的迷幻图景。主唱刻意保留的方言咬字,让”二维码扫过碑帖拓片”这类魔幻现实主义歌词获得某种在地性真实。值得一提的是器乐叙事长曲《裂隙十四行》,古筝演奏家王勇式的即兴演奏与数学摇滚节拍精密啮合,在7/8拍与散板的对抗中撕裂出听觉的第三维度。

这张专辑的先锋性不在于技术炫耀,而在于它用声音的错位感指认了这个时代的集体幻觉。当古筝的泛音漂浮在失真的声浪之上,我们终于看清那些被美颜滤镜虚化的生存真相——正如谢天笑在《电子焚香》中戏谑的念白:”我们跪拜在光纤神龛前,用5G信号给纸钱扫码付款。”

在民乐复兴沦为文化符号搬演的当下,《幻觉》选择让传统乐器保持危险的锋利。那些古筝刮奏的金属质感,那些唢呐啸叫的生理性刺痛,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中西合璧不应是太极图式的和谐共生,而应是冷兵器与热兵器的血腥缠斗。当最后一个音符在《现实多重奏》的量子坍缩中归于沉寂时,我们终于明白——所有对现实的指认,不过是不同幻觉维度的相互穿透。

《树枝孤鸟》:台语摇滚诗篇中的世纪末孤独叙事与声音实验

1998年,伍佰&China ‍Blue推出台语专辑《树枝孤鸟》,这张作品不仅成为台湾音乐史上的里程碑,更以先锋的姿态将台语摇滚推入主流视野。在世纪末的躁动与迷惘中,伍佰以粗粝的诗意、暴烈的声响实验,构建出一部关于孤独、失落与身份追寻的黑色寓言。

世纪末的孤岛回声

《树枝孤鸟》诞生于台湾社会剧烈转型的十字路口——戒严结束后的文化解禁、本土意识觉醒与全球化浪潮的碰撞,催生出一种集体性的身份焦虑。专辑以台语为语言载体,却颠覆了传统台语歌的悲情框架,转而用摇滚乐的轰鸣与电子音效的冷冽,描摹现代人内心的荒原。标题曲《树枝孤鸟》中,失真吉他与工业节奏交织成钢筋森林的意象,伍佰沙哑的嗓音如同困兽,嘶吼着“无人知影我的名”的孤绝,成为世纪末台湾都市人的精神侧写。

声音实验:在破坏与重建之间

伍佰在这张专辑中大胆解构台语音乐的传统语法。他引入迷幻摇滚的绵延回授(《万丈深坑》)、朋克的暴烈冲撞(《煞到你》),甚至将电子合成器与唢呐、月琴并置(《空袭警报》),制造出既土根又前卫的听觉冲突。《空袭警报》以二战美军轰炸台湾的历史为背景,长达七分钟的音墙中穿插防空警报采样,将战争创伤与当代生存恐惧叠合成超现实的声景。这种“破坏性”实验,实则是将台语音乐从苦情戏码中解放,赋予其更尖锐的社会批判性。

孤独叙事的诗性突围

专辑歌词摒弃直白抒情,转而以蒙太奇般的意象堆叠展开叙事。《徘徊夜都市》中霓虹灯、槟榔摊、流浪狗构成一幅世纪末浮世绘,疏离的电子节拍下,人与人擦肩而过却“无话通讲”;《飞在风中的小雨》借自然意象隐喻离散与漂泊,伍佰的演唱在暴烈与温柔间游走,揭示工业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脆弱。这些诗化文本与狂躁音墙形成张力,将台语歌的文学性提升至全新高度。

台语摇滚的文化宣言

在台语仍被视作“乡土”符号的90年代,《树枝孤鸟》以摇滚乐的国际语汇重构本土性,让台语不再仅是怀旧载体,而成为表达现代性困境的利器。专辑横扫第十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标志台语音乐正式进入“现代性”讨论范畴。它既是对李双泽“唱自己的歌”运动的延续,更以声呐般的穿透力,为华语摇滚开辟出新的语言疆域。

二十五年后再听《树枝孤鸟》,那些关于孤独的嘶吼依然震耳欲聋。当台语摇滚已成为独立音乐显学,这张专辑仍像一柄生锈的刀,剖开所有虚饰的乡愁,露出世纪末台湾最真实的精神截面——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中,我们都是那棵倔强生长、却永远无法着陆的孤枝之鸟。

《果冻帝国》:在甜蜜与坍塌之间游走的青春挽歌

2004年,木马乐队用《果冻帝国》浇筑了一座包裹着哥特式浪漫的青春纪念碑。这张诞生于乐队巅峰期的专辑,既延续了首专《木马》的黑暗诗性,又呈现出更粘稠的糖衣质感。主唱木玛用他标志性的呢喃式唱腔,在工业摇滚的钢筋骨架间涂抹着果冻般的迷幻色彩,将青春的甜蜜与溃烂定格成永恒的矛盾体。

专辑开篇《美丽的南方》以近乎圣咏的键盘音色铺陈,却在副歌部分突然坍塌成暴烈的吉他轰鸣。这种美学上的撕裂感贯穿始终:在《果冻帝国》标题曲中,贝斯线如融化的糖浆缓慢流淌,而军鼓敲击却像定时炸弹的倒计时;《超级Party》用迪斯科节奏包裹着”所有欢笑都是假动作”的残酷真相。木玛的歌词始终在构建与解构间摇摆,”跳着舞的裸体少年”既是对纯粹青春的礼赞,亦是对易碎本质的隐喻。

制作人方无行刻意保留的Lo-fi质感,让整张专辑笼罩在某种潮湿的梦境氛围中。《Fei Fei ⁣Run》里失真的吉他音墙如同记忆的雪花噪点,《把嘴唇摘除掉》中忽远忽近的人声处理则制造出意识流般的眩晕效果。这些技术选择与乐队当时所处的现实形成镜像——正值创作力喷薄期却面临商业与艺术的撕扯,就像《庆祝生活的方法》里唱到的:”所有的爱,所有的恨/都在阳光下慢慢地晕开”。

《果冻帝国》最终成为木马乐队最后的完整形态。当2006年乐队宣布解散,这张专辑里那些关于成长阵痛的预言全部应验:甜蜜的果冻终将坍塌,青春的帝国注定陷落,而所有挽歌式的吟唱都在时间中凝结成了晶莹的琥珀。

《忠孝東路走九遍》:城市游牧者的愛情輓歌與搖滾救贖

《忠孝東路走九遍》:城市游牧者的愛情輓歌與搖滾救贊

2001年,動力火車以一張同名專輯《忠孝東路走九遍》在華語樂壇刻下深刻印記。這張承載台北都市記憶的專輯,以搖滾骨架包裹著後現代愛情的殘酷詩意,成為千禧年後台灣都會情歌的里程碑式作品。

主打歌〈忠孝東路走九遍〉以地理座標為情感量尺,將失戀者的孤獨行腳轉化為城市漫遊者的精神圖騰。尤秋興與顏志琳的雙聲部吶喊,在電子音牆與失真吉他間撕扯出都市人特有的情感疏離。那些重複行走的街景,既是現代愛情的GPS定位,更是資本主義城市中愛情消亡的隱喻——當情感被壓縮成捷運站名與便利商店的坐標,人類終究只是鋼鐵叢林裡的數位遊牧民族。

專輯中〈第二次分手〉以英倫搖滾的憂鬱質地,解剖愛情重複性創傷的病理學;〈酒醉的探戈2001〉將拉丁節拍注入台式搖滾血液,在醉態搖晃間展露情慾的荒誕劇場。尤為驚艷的是翻唱自張宇的〈猜心〉,動力火車以美式硬核唱腔重構苦情歌,將原版的悲情昇華為存在主義式的生命叩問。

這張專輯的搖滾救贖性,體現在它拒絕廉價的療癒話語。〈不要怪我〉中爆破的吉他riff宛如都市焦慮的實體化,〈寄生人〉以工業搖滾節拍刻畫情感寄生關係的暗黑生態。當〈亂亂的〉在噪音實驗中解構愛情語法,我們聽見的正是一個世代在情感廢墟中重建自我的聲音考古。

二十年後重聽這張專輯,那些在忠孝東路反覆摺疊的愛恨軌跡,恰預言了當代數位遊民的情感處境——在永恆的流量漫遊中,我們終究都是帶著Wi-Fi訊號的愛情吉普賽人。動力火車用搖滾樂打造的這面情感稜鏡,至今仍在折射著城市孤獨症候群的光譜。

《创造》:中国摇滚诗化美学与民族精神的觉醒宣?

《创造》:中国摇滚的诗化涅槃与民族精神的觉醒图腾

在20世纪末中国摇滚的躁动浪潮中,轮回乐队如同一块被历史淬炼的青铜,以《创造》为锤,将西方摇滚的烈性与东方文明的根系熔铸成一道震耳欲聋的钟声。这张专辑绝非简单的音符堆砌,而是一场以诗为刃、以血为墨的美学暴动,在失真吉他与古琴泛音的碰撞中,完成对中国摇滚灵魂的重构。

一、摇滚乐的诗化炼金术:从语言暴烈到意象宇宙

《创造》的颠覆性在于其彻底撕碎了传统摇滚歌词的直白叙事。主唱吴彤的声线在《烽火扬州路》中化作一把锈迹斑斑的剑,劈开辛弃疾词作的时空封印——“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被电吉他的轰鸣重新点燃,琵琶轮指如冷兵器时代的箭雨,与工业摇滚的机械节奏形成诡异的共生。这种跨时空的文本嫁接,让宋词的筋骨在摇滚乐的肌肉中复活,创造出“重金属词牌”的独特美学范式。

专辑中《大江东去》更以实验性的人声切片技术,将苏轼的豪放词句解构成后现代的声场拼贴。当“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混响中层层叠加,听众仿佛目睹了一场汉语音韵的核裂变——每个字都成为携带历史能量的粒子,在布鲁斯音阶的轨道上加速冲撞。

二、民粹主义的祛魅与民族精神的考古学

不同于同期摇滚人对于“中国性”的符号化挪用,《创造》展现出惊人的文化考古深度。在《满江红》的编曲中,编钟的庄严频率与贝斯的低频脉冲形成跨维对话,唢呐的凄厉啸叫刺破合成器的电子迷雾,这种音色博弈恰似一场文化基因的测序实验——并非简单堆砌民乐元素,而是通过声波解构重绘华夏听觉基因图谱。

更具颠覆性的是《轮回》中长达八分钟的前卫摇滚史诗:古琴的泛音涟漪与数学摇滚的复杂节拍精密咬合,笛声在7/8拍型的裂缝中螺旋上升,构建出“天人交战”的声学建筑。这种将《周易》阴阳哲学转化为节奏博弈的尝试,让“民族性”不再是博物馆展柜中的标本,而是流动在摇滚乐血管中的活性酶。

三、觉醒宣言的病理学诊断

当世纪末的中国摇滚困于“反抗—媚俗”的二元陷阱时,《创造》以近乎暴烈的文化自觉开辟第三条道路。《神话》中吴彤用濒临撕裂的戏腔嘶吼“补天裂”,并非对传统的复读,而是将女娲传说重构为当代精神救赎的隐喻——失真音墙如同坍塌的苍穹,而笙的持续音恰似缝合文明裂隙的金线。

这种觉醒绝非文化保守主义的招魂,在《涅槃》末尾长达两分钟的白噪音中,所有民乐与摇滚元素在反馈啸叫中同归于尽,最终只余一丝埙的呜咽在寂静中悬浮。这种自我毁灭式的音响结构,恰恰印证了专辑内核的现代性悖论:真正的创造,必先经历对传统的谋杀与重生。

《创造》的先锋性在于,它用摇滚乐的手术刀剖开了中国文化母体的基因链,在唐诗宋词的碱基对上嫁接布鲁斯的蓝调蛋白,最终培育出超越时代的文化嵌合体。当后世回望中国摇滚史时,这张专辑注定是那座用青铜编钟与电吉他碎片浇筑的纪念碑——它证明了中国摇滚的巅峰时刻,不在对西方的模仿或对东方的跪拜中,而在两种文明血战后的基因重组里。

《生命因你而火热》:在时代的冷感中点燃青春最后的朋克焰火

新裤子在2016年发行的《生命因你而火热》,像一记带着锈迹的拳头,砸碎了独立音乐与大众审美的玻璃幕墙。这张专辑并非少年意气的产物,而是中年困顿的剖白——当朋克精神遭遇房贷、啤酒肚与颈椎病,彭磊用合成器与失真吉他搭建的,是献给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座防空洞。

专辑同名曲《生命因你而火热》以工业摇滚的冰冷节奏开场,鼓机敲击出北京雾霾般厚重的压抑感。彭磊标志性的”破锣嗓”在”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的歌词里,完成了从朋克主唱到时代观察者的身份转换。合成器音色包裹着的中年危机,在MV里具象化为穿着恐龙玩偶服的上班族——这或许是中国摇滚史上最荒诞也最真实的意象。

《关于失眠和夜晚的世界》用迪斯科节奏解构着都市人的精神困境,闪烁的电子音效如同深夜未关的电脑屏幕。当彭磊唱出”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新裤子完成了从世纪末的青春躁动向存在主义思考的蜕变。《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成为现象级金曲绝非偶然,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恰似一代人在KTV包房里的集体嚎叫。

这张专辑的朋克精神不再体现为三和弦的暴力美学,而是渗透在《你忘了多问我一句》里合成器与管乐的对峙中,在《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刻意粗糙的录音质感里。新裤子用Lo-Fi美学对抗着过度精修的时代,用”难听”的真实性捍卫着最后的反叛阵地。

当《走在什刹海的冰面上》的钢琴声响起,我们突然意识到:这群曾经在摩登天空封面上竖起中指的朋克,正在用中年人特有的方式与时代和解。但专辑结尾《离别》中长达两分钟的噪音墙,又泄露了他们骨子里的不甘——这或许就是中国特殊世代的精神图谱:在房贷合同与摇滚梦之间,在家长群消息与音乐节邀请函之间,持续燃烧着最后的朋克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