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的镁光灯下，张楚用瘦削的肩胛骨顶起中国摇滚最荒诞的狂欢时刻。当魔岩三杰被推上文化图腾的祭坛，这位来自西安的吟游诗人始终保持着某种疏离的清醒。他的音乐不是被时代推搡着前行的冲锋号，而是在商品化浪潮中缓慢生长的藤蔓植物，用枝节缠绕住钢筋水泥的裂缝，在世纪末的浮躁里结出苦涩的果实。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封面上，张楚站在明晃晃的日光里，像被抽干水分的植物标本。标题曲中手风琴拉出的前奏裹挟着难以名状的忧伤，当”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这样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倾泻而出，他完成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生存困境最精准的切片。那些看似无意义的呓语，实则是将存在主义哲学掰碎揉进市井生活的精妙隐喻——在集体主义余温尚存的年代，他率先将镜头对准了庞大叙事之外的”失败者”。
《姐姐》的嘶吼里藏着中国摇滚最疼痛的脐带血，但张楚真正的艺术自觉始于《造飞机的工厂》。合成器制造的冰冷音墙中，他把自己拆解成工业流水线上的零件，用”被刽子手砍下了人头/魂魄还能留恋最后九秒”这般惊心动魄的意象，预言了后现代生存的异化困境。这种介于诗意与梦魇之间的表达方式，使他的作品成为九十年代文化转型期最真实的脑电图记录。
在《结婚》里，张楚用口琴与木吉他编织出荒诞的婚礼进行曲。当”你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的黑色幽默撞上”明天的报纸上会有条狗在结婚”的超现实画面，他撕碎了传统民谣的温情面纱，暴露出市场经济冲击下人际关系赤裸裸的荒诞性。这种对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处理，让他的歌词获得卡夫卡式的寓言质地。
张楚的音乐语言始终游走在现实与超现实的交界地带。《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中，他用近乎宗教般的悲悯凝视着市井百态，却拒绝给出任何救赎的承诺。手风琴呜咽的旋律线里，”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只求保佑活着的人”的唱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理想主义溃烂的脓疮。这种清醒的绝望，恰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最精确的声学造影。
当《光明大道》的鼓点击碎世纪末的迷惘，张楚完成了对中国摇滚美学的重构。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与时代的危险距离，既不像崔健那样挥舞着红旗冲锋，也不似何勇那般纵身跃入时代的漩涡。这种疏离感让他的音乐获得某种超越性的审美价值——当商业大潮将摇滚乐冲上娱乐的浅滩，张楚始终是那个在暗夜里独自修补渔网的守夜人，用破碎的诗句打捞着时代洪流中沉没的灵魂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