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影中，曾有一支乐队用失真吉他与二胡对话，将古筝扫弦融入贝斯轰鸣，在1980年代华语摇滚荒漠里栽种出名为”太极”的奇异植物。这支由雷有曜、雷有辉兄弟领军的七人团体，以理工科班出身的精密思维解构摇滚乐，又以东方文人的诗性重构音乐语言，在粤语流行曲盛行的黄金年代，谱写出属于华人世界的摇滚史诗。
1986年《红色跑车》的横空出世，如同投掷在香江乐坛的燃烧弹。合成器制造的机械节拍中，雷氏兄弟的声线像两道纠缠的电流，在”红唇烈火烧毁我路途”的嘶吼里，暴烈地撕开都市青年的精神困境。专辑封面那辆冲破玻璃幕墙的跑车，恰似乐队对商业情歌流水线的叛逆宣言。当香港乐迷还在消化这份灼热时，太极却转身在《迷》中奏响古筝，让《沉沦》的金属riff与《缘》里的洞箫彼此唱和，用实验精神证明摇滚乐可以成为东方美学的现代容器。
键盘手邓建明在《一切为何》中埋下的扬琴音色，与主音吉他手Joey Tang的布鲁斯推弦构成奇妙共振。这种音乐基因的混血特质，在《全人类高歌》达到巅峰：雷有辉撕裂的声线穿梭于管弦乐织体，电子鼓机与琵琶轮指在副歌段落碰撞出量子纠缠般的能量。太极的编曲哲学始终游走于精密计算的学院派与即兴挥洒的江湖气之间，如同《太极》专辑封套上的阴阳图腾，在矛盾中寻求永恒平衡。
林振强、因葵等词人笔下的太极世界，是都市丛林里的哲学道场。《沉默风暴》中”霓虹灯柱刺穿午夜”的工业意象，与《顶天立地》里”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的禅意形成精神对位。当《小雨落在我的胸口》用布鲁斯音阶勾勒雨巷惆怅，《拼命三郎》又以急板节奏解构武侠豪情，这种诗性与血性并存的文本特质，使太极的摇滚叙事跳脱出西方范本，生长出独特的东方筋骨。
1990年红磡体育馆的”太极七侠”演唱会，成为香港摇滚史上最华丽的谢幕。七位乐手在《Crystal》的迷幻光影中合奏，雷氏兄弟的和声如双生火焰直冲穹顶，当《等玉人》的古筝前奏响起时，观众方才惊觉这支”技术流”乐队骨子里的文人本色。这场充满江湖儿女气的摇滚诗会，最终化作卡式磁带里的残响，在数字时代来临前留下最后的手工温度。
当工业齿轮碾过香江，太极乐队那些镶嵌着东方韵脚的摇滚诗篇，依然在时光褶皱里闪烁微光。他们用电路板焊接古琴丝弦，在效果器堆叠的声墙里雕刻山水意境，证明摇滚乐从来不是文化舶来品，而是可以被重新发明的语言。那些散落在黑胶纹路里的二胡泣音与电吉他啸叫，至今仍在诉说着：最暴烈的反抗，或许就藏在最温柔的东方诗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