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郑钧推出第二张专辑《第三只眼》。这张诞生于世纪之交的作品，裹挟着90年代摇滚浪潮的余温，却不再执着于《赤裸裸》式的荷尔蒙宣泄，转而以更复杂的音乐织体与哲学思辨，剖开一代青年面对价值真空的迷茫与自省。
专辑开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云南佤族原生态和声破题，粗粝的摇滚基底与民族吟唱形成撕裂感。郑钧用近乎暴烈的嗓音追问“真理是否写在钞票上”，将商业大潮与传统信仰的对撞化作悲怆的复调。这种对精神困境的诚实袒露，在《路漫漫》中转为布鲁斯摇滚包裹的宿命感，沙哑声线里游荡着无处安放的自由意志，恰似世纪末青年在物质与理想夹缝中的精神游牧。
《第三只眼》同名曲目以迷幻摇滚的架构，构建出超现实的自我对话场域。合成器制造的混沌音墙中，“第三只眼”既是觉醒的隐喻，也是撕裂现实的精神创口。郑钧在歌词中大量运用禅宗意象，却刻意消解其宗教庄严——当“菩提树”与“霓虹灯”并置，破碎的东方哲思映照着城市化进程中失重的灵魂。这种诗性突围在《门》中达到顶峰：英伦摇滚的律动里，萨克斯与古筝的对话，恰似困顿者在东西方文明门槛的犹疑独舞。
专辑的裂变感不仅来自文本，更显现在音乐形态的杂糅。《马》中的弗拉门戈吉他、《陷阱》里的雷鬼节奏，连同郑钧标志性的硬摇滚riff，拼贴出全球化初期的文化错位图景。这种不加修饰的“不和谐”，恰是对标准化流行生产的无声反抗，让整张专辑成为90年代文化转型期的声音标本。
当《天黑了》以工业摇滚的冰冷质感收束全篇，郑钧用“我们都是被梦遗弃的孤儿”完成对时代的诊断。《第三只眼》的珍贵，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是以诗性的混乱保存了那个特殊时刻的精神震颤——在集体信仰崩塌的黄昏，仍有摇滚乐甘愿作最后一块不愿沉没的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