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唐朝乐队推出第二张专辑《演义》。这张作品诞生于中国摇滚乐从黄金时代转向沉寂的节点，既承载着乐队对首张专辑《梦回唐朝》辉煌的回望，又裹挟着世纪末的迷茫与躁动，成为一场用摇滚乐书写的“历史寓言”。
《演义》的创作背景复杂而沉重。1995年贝斯手张炬的意外离世，让乐队陷入低谷，新成员顾忠的加入虽重塑了阵容，但时代的骤变已悄然渗透进音乐中。专辑不再延续首张专辑盛唐气象的宏大叙事，转而以更晦涩的笔触，将历史碎片与个体困惑交织。同名曲《演义》以近九分钟的长度铺陈出恢弘的摇滚交响，吉他手老五（刘义军）的速弹技法与丁武撕裂的嗓音，在电子音效与民乐元素的碰撞中，构建出三国烽烟般的戏剧张力。歌词中“昨日辉煌/今日沧桑”的喟叹，暗合了摇滚乐在商业大潮中的身份焦虑。
专辑中，《缘生缘灭》以佛学视角审视生死轮回，木鱼声与失真吉他的对话，折射出乐队对张炬逝去的集体追思；《路》则用布鲁斯摇滚的粗粝质感，勾勒出理想主义者的困顿与坚持。编曲上，《演义》尝试了更多实验性手法：《时间》中的工业金属节奏、《异乡客》的迷幻氛围，暴露出乐队对西方前卫摇滚的消化痕迹，却也因文化语境的错位显出某种生涩感。
历史意象的拼贴是专辑的核心美学。从《你的幻境》对《山海经》的戏谑解构，到《童年》中京韵大鼓与重金属riff的荒诞嫁接，唐朝试图用摇滚乐重述传统，却在1990年代末的文化断层中显得格格不入。这种矛盾性恰恰成就了《演义》的独特价值——当“唐朝”这个符号本身已成为中国摇滚的神话图腾，他们却选择在世纪末亲手解构这份沉重，用不够完美但足够真诚的探索，完成对自身与时代的双重诘问。
尽管《演义》的商业反响远逊于首张专辑，但其在编曲复杂度与思想纵深上的突破，标志着中国摇滚乐从青春反叛转向更成熟的表达。当千禧年的曙光降临时，这张充满悲壮感的专辑，最终化作中国摇滚黄金时代最后的史诗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