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香港流行音乐正被商业情歌与偶像浪潮占据，太极乐队以反叛的姿态撕开一道裂口。这支由雷有曜、雷有辉兄弟与邓建明等人组成的七人乐团，将硬摇滚的粗粝骨架嵌入粤语流行乐的肌理，用电吉他轰鸣与键盘音墙堆砌出香港摇滚史上最复杂的矛盾体。他们的音乐既非西方摇滚的复刻，亦非本土情歌的附庸，而是以港式市井气为底色的刚柔辩证。
太极的早期作品《红色跑车》堪称这种美学的爆破点。邓建明的吉他riff如引擎轰鸣撕裂夜空，雷氏兄弟的声线在暴烈节奏中游走，歌词却暗藏都市人逃离现实的隐喻。这种分裂感贯穿乐队生涯——他们既能写出《迷途》中迷幻摇滚式的颓废呓语，又能在《一切为何》里用钢琴与弦乐编织出东方式哀愁。硬核摇滚的框架下，太极始终保留着粤语流行曲的旋律基因，如同钢筋水泥森林中倔强生长的蕨类植物。
在歌词文本上，太极的创作始终紧扣香港社会的集体焦虑。1990年专辑《禁区》中的《Crystal》，以水晶球的意象暗喻都市人对未来的迷茫；《沉默风暴》用重金属节奏包裹政治隐喻，成为回归前夕港人复杂心境的声呐。林振强的词作常以抽象诗性解构现实，而太极用器乐的戏剧性张力将其推向高潮，形成一种独特的批判性浪漫主义。
乐队现场演出的能量，则是其刚柔哲学的另一重注解。1986年伊丽莎白体育馆演唱会，太极以《暴风红唇》开场，雷有辉撕裂的高音与邓建明狂飙的吉他形成音浪漩涡，却在《等玉人》中突然收敛为抒情慢板。这种极端动态对比不仅展现技术掌控力，更暗合香港这座城市在殖民末期特有的躁动与压抑。当七件乐器在即兴段落中碰撞出即兴火花时，他们证明摇滚乐不只是舶来品，更是本土文化焦虑的出口。
商业与艺术的撕扯始终困扰着太极乐队。巅峰时期的《全人类高歌》试图在流行度与摇滚本色间寻找平衡点，却意外成为卡拉OK时代的牺牲品——人们记住的是朗朗上口的副歌，而非编曲中精心设计的复合节奏。这种尴尬境遇恰恰折射出香港摇滚乐的文化困境：当西方摇滚的反叛精神遭遇高度商业化的娱乐工业，太极不得不用柔性的旋律外衣包裹刚性的批判内核。
三十年后再听《乐与悲》，那些被时代磨蚀的失真音色反而显露出预言性。太极从未像Beyond那样成为文化图腾，也未能完全摆脱商业机制的规训，但正是这种不彻底的摇滚姿态，意外保存了香港过渡期文化的真实质感。他们的音乐如同维港两岸的霓虹，在钢铁森林的缝隙中闪烁，既非纯粹的光明，也非彻底的黑暗，而是商业都市中艺术挣扎求存的暧昧光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