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道口D-22酒吧的锈铁皮墙面上，曾黏着脑浊乐队汗液蒸发的盐渍。1999年《欢迎来到北京地下社会》的失真音墙里，三个青年用三和弦砸碎了千禧年前夕的温吞空气。这是中国朋克最原始的能量样本——无需技术雕琢的粗粝，混着廉价啤酒与荷尔蒙的腥臊，在城乡结合部的逼仄空间里横冲直撞。
2003年《歪打正着》专辑封面的卡通骷髅，戏谑地解构着朋克的反叛庄严。当《我比你OK》的ska节奏取代纯粹暴戾的吉他扫弦，脑浊完成了一次危险的风格漂移。雷鬼切分音与京片子脏话的嫁接，像工体西路霓虹灯下的混血儿，既撕扯着地下场景的纯粹性，又在商业化的悬崖边跳着探戈。这种矛盾性恰是中国第二代朋克的生存悖论。
2010年《再见！乌托邦》的重型riff如推土机碾过合成器流行的泡沫时代。肖容沙哑的声带摩擦着城市化进程的钢筋，歌词里”我们不需要被拯救”的宣言，成为移动互联网黎明前最后的肉身抵抗。当朋克精神在选秀舞台被稀释成行为艺术，脑浊选择用更暴烈的音浪筑起声学路障。
Livehouse烟雾中永不停歇的pogo圈，是他们的真正创作场域。《Coming Down to Beijing》前奏响起的瞬间，中年乐迷眼角的皱纹与大学生新打的唇钉共同震颤。二十年过去，三和弦搭建的简易帐篷依然收留着城市游牧者的灵魂，那些被算法规训的肾上腺素在此重获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