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烟囱的倒影在浑浊的汾河里扭曲成萨克斯的铜管，董二千的吉他声切开北方雾霾，暴露出钢筋混凝土下溃烂的伤口。这支来自石家庄的乐队用十年磨一剑的缓慢生长，在《万能青年旅店》与《冀西南林路行》之间搭建起解剖时代的病理实验室。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贝斯线如同锈蚀的传送带，将九十年代下岗潮的集体记忆碾成粉末。姬赓笔下的药厂与电影院废墟，成为计划经济遗骸的纪念碑。当小号撕裂暮色，被房贷与绩效压垮的中年人突然在KTV包厢里暴起，用破碎的酒瓶划开喉咙里淤积二十年的铁锈。
《山雀》的合成器音色在太行山褶皱里游荡，电子脉冲与自然采样相互撕咬。民谣骨架被爵士即兴肢解又重组，恰如推土机碾过麦田时迸发的金属哀鸣。那些关于”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的呓语，暗合着城市化进程中失语者的集体癔症。
《郊眠寺》的七拍子节奏像心电图监视器上紊乱的波动，西郊教堂的尖顶刺破雾霭，却扎不穿资本编织的蛛网。当管乐组在副歌段落轰然坍塌，我们终于看清所有乌托邦蓝图背后，都印着房地产开发商的公章编号。
这支乐队最残忍的诗意，在于将抒情变成手术刀。那些盘旋在副歌上空的萨克斯，不是浪漫主义的飞鸟，而是盘旋在工业废墟上空的秃鹫，啄食着我们尚未腐烂的理想主义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