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香港，霓虹灯管在殖民末期的焦虑中明灭闪烁。当许冠杰的市井小调与谭咏麟的浪漫情歌占据主流时，太极乐队携带着《红色跑车》的引擎轰鸣，碾碎了香江乐坛的甜腻泡沫。这支由七位学院派乐手组成的乐队，用合成器与电吉他的声波对抗着时代的精神贫血。
在《迷途》的电子前奏里，盛旦华的声线刺破都市天际线，将后殖民城市的身世困惑浇筑成摇滚史诗。乐队成员们西装革履的学院派形象与暴烈的舞台表现形成强烈反差，恰似维多利亚港的平静海面下涌动的暗流。《全人类高歌》的工业摇滚节奏中，合成器音效与琵琶泛音碰撞出文化身份的裂缝，这种音乐层面的精神分裂，正是香港文化混杂性的绝佳隐喻。
林振强为太极填写的歌词总在商业与诗性间游走。《一切为何》中”霓虹亮透都市/独坐一角冷冰的桌椅”的都市意象，与”真理仿似废物”的哲学叩问形成互文。邓建明的吉他solo在《沉默风暴》里化作利刃，剖开消费主义时代的虚妄表皮，暴露出钢筋森林里个体的精神荒原。
当《太极年代》专辑里的钟声在1990年敲响，乐队已从愤怒青年蜕变为时代观察者。《留住我吧》的布鲁斯律动中暗藏存在主义焦虑，雷有曜的萨克斯风在爵士即兴里消解着九七临近的集体恐慌。这种用西方摇滚语法书写东方乡愁的尝试，使太极成为香港文化身份建构的音乐标本。
在卡拉OK文化席卷香江的年代，太极始终拒绝将音乐降格为背景噪音。他们的舞台如同现代主义装置艺术：盛旦华撕碎乐谱的即兴表演，刘贤德在键盘上敲击出的数学摇滚韵律，都在解构着流行音乐的娱乐本质。这种学院派的反叛姿态，为香港摇滚留下了最后一块未被商业驯化的飞地。
当世纪末的《曙光》在电子音墙中升起，太极乐队已将自己铸成香港文化史上的青铜器——铭刻着殖民黄昏的裂纹，也凝固了那个激荡年代最后的诗意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