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中国摇滚乐坛，何勇用一卷《垃圾场》卡带撕开了北京城灰蒙蒙的天空。这张专辑没有张楚的诗意哲学，也缺乏窦唯的迷幻深邃，它更像一块被钢筋贯穿的砖头，裹挟着胡同里的土腥气，重重砸向九十年代集体沉默的都市生活。
《垃圾场》的失真吉他响起时，何勇用撕裂的声带喊出的第一句歌词便成为时代注脚：”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这不是隐喻，是直白的控诉。当整个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踉跄前行，何勇的愤怒像高压锅炸开的蒸汽，将国企改制带来的阵痛、城市拆迁碾碎的市井记忆、以及青年群体无处安放的躁动，统统抛向空中。专辑封面上那个手握三弦的朋克青年，用《姑娘漂亮》戏谑物质爱情，在《头上的包》里自嘲伤痕，最终在《冬眠》的喃喃自语中暴露出愤怒背后的脆弱。
真正让这种愤怒获得永恒性的，是《钟鼓楼》里那把温柔的三弦。何勇父亲何玉生的民乐演奏，与英式摇滚架构碰撞出奇异的和谐。当唱到”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时，京腔里突然流淌出的眷恋，让先前的愤怒显露出柔软的底色。钟鼓楼既是被推土机觊觎的旧城符号，也是青春记忆的地理坐标——这种矛盾性使歌曲超越了单纯的文化乡愁，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所有失语者的共同挽歌。
《垃圾场》的珍贵之处在于其未完成的粗粝感。何勇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问题血淋淋地摊开：在《非洲梦》的荒诞呓语中，在《幽灵》压抑的贝斯线里，那些未被驯服的音符至今仍在证明，真正的摇滚乐从不是精致的文化标本，而是永远鲜活的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