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浪潮中，郑钧以一把粗粝的嗓音撕开时代的幕布。他的音乐不是工业流水线锻造的利刃，而是从黄土高原滚落的棱角分明的岩石——裹挟着西北的苍凉与都市的迷惘，重重砸向世纪末的浮躁与空洞。
《回到拉萨》的合成器前奏如高原冷风扑面，郑钧用近乎撕裂的声线完成了一次精神朝圣。不是对宗教符号的廉价消费，而是以摇滚乐重构了现代人失落的信仰图景。当失真吉他与藏族民歌旋律碰撞，暴烈与空灵的矛盾张力中，暴露出商业文明碾压下残存的诗意栖居可能。《赤裸裸》则以更直白的姿态解构虚伪道德，布鲁斯摇滚的律动裹挟着辛辣词句，将物质欲望横流的都市图景剖开。那些被称作“堕落”的嘶吼，实则是替沉默者发出的生存宣言。
在《第三只眼》专辑中，《路漫漫》用三拍子的民谣摇滚编织出存在主义的困局，郑钧的咬字在颓废与清醒间游走，如同困兽在钢筋牢笼中踱步。《怒放》则以英伦摇滚的明亮底色包裹着反叛内核，副歌部分的呐喊不是青春期的廉价热血，而是历经幻灭后仍执拗生长的生命意志。这种矛盾性正是郑钧音乐的特质：既撕碎理想主义的面具，又固执地保留着赤子的瞳孔。
当多数摇滚乐手在对抗与妥协间摇摆时，郑钧选择在《苍天在上》中叩问天地。唢呐与电吉他的对话不只是民乐与摇滚的形式嫁接，更是将个体困惑升华为对文明宿命的诘问。他始终保持着摇滚诗人特有的清醒，在《作》这样的作品中，用黑色幽默解构娱乐圈的荒诞，戏谑背后是拒绝同化的清醒自觉。
郑钧的摇滚乐始终在撕裂与缝合间游走。他撕开时代的创口，又试图用音乐为破碎的灵魂止血；他唾弃虚伪的崇高，却在废墟中固执地种植赤诚。当商业逻辑蚕食着摇滚乐的锋芒，这些烙印着九十年代体温的作品，依然在证明着某种不死的可能——那是混着血污却依然跳动的，摇滚乐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