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华语乐坛正在经历一场暗涌的变革，达达乐队以《天使》专辑划开世纪之交的混沌，用吉他轰鸣与诗性吟唱构建了一座悬浮于时代裂谷之上的青春乌托邦。这支武汉四人乐队无意间成为千禧年文化转轨的注脚——当互联网浪潮尚未席卷一切时，他们的音乐里并存着世纪末的潮湿迷茫与新纪元的锐利锋芒。
《天使》中的《暴雨》以失真音墙撞击着少年心气，彭坦撕裂般的声线在”这城市正在坍塌”的嘶吼中，精准捕捉到工业化进程中青年的迷失感。而《我的天使》却用原声吉他和弦勾勒出世纪末最后的浪漫主义，那些关于星空与流浪的意象，在合成器音效的包裹下显得既脆弱又倔强。这种分裂性在2003年的《黄金时代》中达到极致：同名曲用英式摇滚的骨架承载着存在主义诘问，而《南方》则让口琴声穿透电子音效的迷雾，在乡愁与疏离间架起飘摇的桥梁。
彭坦的歌词始终保持着诗化的暧昧性。《Song F》里”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的反复咏叹，配合着渐强的吉他扫弦，将青春的惶惑升华为形而上的追索。这种文学性表达恰好契合了MP3播放器时代来临前，唱片工业最后的诗意黄昏。达达的音乐质地同样充满矛盾美学：吴涛的吉他时而迸发后朋克的冷峻棱角（《无双》），时而又在《午夜说再见》里流淌出布鲁斯的忧郁线条，这种分裂恰似世纪交替时的文化症候。
当《巴巴罗萨》的军鼓节奏与迷幻吉他交织成音墙，达达完成了对中国城市青年精神图景的拓扑测绘。他们的作品既非纯粹的地下呐喊，也非商业流水线的产物，而是在主流与独立的夹缝中开辟出第三条路径。这种定位注定了其命运的吊诡——当乐队在2006年解散，那些关于存在与消逝的预言，最终成为了自身命运的隐喻。
如今重听《黄金时代》，轰鸣的吉他声里依然蛰伏着千禧年的集体记忆。那些未完成的青春叙事，在数字时代的比特海中持续漂流，成为永远悬浮于时间裂缝中的琥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