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浪潮中，郑钧如同一把生锈的匕首，用沙哑声带划开了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道遮羞布。在《赤裸裸》的失真吉他轰鸣里，他撕扯着西装革履的体面，将都市青年的精神溃疡暴露在重金属节奏里。这个西安青年用混着酒精的声线，在《回到拉萨》的高音段落制造出缺氧的眩晕感，让雪域圣地的朝圣之路化作对商业社会的集体叛逃。
在《第三只眼》专辑里，郑钧完成了对摇滚暴烈的祛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用西南少数民族的吟唱，解构了重金属的愤怒外壳。当佤族童声与电吉他形成诡异共振时，暴烈与温柔在同一个音轨里相互吞噬。这种音乐人格的分裂在《怒放》时期达到顶峰，《塑料玫瑰花》用工业噪音模拟爱情溃烂的声响，《安慰》却在布鲁斯音阶里流淌出琥珀色的忧伤。
世纪末的《ZJ》专辑是场华丽的自我解剖。《雷池》里躁动的朋克节奏与《溺爱》中迷幻的电子音效，构成了郑钧对商业与艺术的双向突围。当他在《流星》里唱出”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金属质感的声线突然变得透明，暴烈外壳下深藏的浪漫主义在副歌段落喷薄而出。
郑钧最残忍的温柔藏在《灰姑娘》的箱琴扫弦里。这首被传唱二十年的情歌，用简单的和弦进行构建出爱情最原始的疼痛感。当嘶吼型主唱突然收敛锋芒，在”怎么会迷上你”的疑问句里暴露出声带的裂纹时，暴烈与温柔完成了终极和解。这种撕裂与弥合的音乐张力，恰是九十年代文化裂变的最佳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