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乐坛，郑钧以一把撕裂空气的嗓音和诗化的词作，将个体生命的困顿与时代的集体焦虑熔铸成尖锐的音符。他的音乐不是简单的愤怒宣泄，而是以知识分子式的内省，在吉他失真与鼓点轰鸣中构建了一座精神孤岛。当《赤裸裸》的旋律在1994年炸裂时，那个穿着皮衣、眼神迷离的青年，用慵懒而危险的声线完成了对物质主义初潮的预判式嘲讽。
在《第三只眼》专辑中，郑钧将摇滚乐的破坏性转化为形而上的精神突围。《路漫漫》里反复吟唱的”我快要睡着了”，是后理想主义时代青年群体集体困倦的精确注脚。专辑封面上那只穿透头颅的第三只眼，既是灵性觉醒的图腾，也是对世俗规训的暴力解构。这种兼具东方禅意与西方摇滚美学的表达，使他的创作跳出了简单的文化符号拼贴。
《怒放》时期的郑钧展现了惊人的诗意转化能力。《幸福的子弹》用金属质感的riff包裹着存在主义的诘问，副歌部分”穿透我的胸膛”的嘶吼，将爱情叙事升华为精神受难的宗教意象。这种将个人情爱经验与时代精神困境相嫁接的创作手法，使他的情歌始终保持着哲学思辨的锐度。
在《ZJ》同名专辑里，《流星》的电子音效与藏传佛教诵经声的碰撞，暴露出创作者对身份认同的深层焦虑。当郑钧跪拜在布达拉宫前完成《回到拉萨》的MV拍摄时，这种朝圣仪式既是对精神原乡的追寻，也是对商业社会异化的无声抵抗。歌曲中唢呐与电吉他的对话，暗喻着传统与现代在个体生命中的剧烈撕扯。
《长安长安》时期的郑钧开始显露出某种文化自觉。《奴隶努力》中循环往复的西北民歌式吟唱，配合工业摇滚的编曲架构，构建出黄土高原与摩天大楼并置的荒诞图景。这种将地域文化基因注入摇滚乐肌理的尝试，打破了九十年代中国摇滚对西方形式的简单模仿，创造出独特的汉语摇滚语法。
当《作》的朋克式riff在2019年响起时，五十岁的郑钧依然保持着精神独行者的姿态。歌词中”不要试图说服我”的反复宣言，既是对流量时代的拒绝，也是摇滚诗性最后的坚守。在算法统治的娱乐工业中，这种近乎偏执的自我表达，反而成就了最具当代性的文化抵抗。郑钧的音乐轨迹，始终是个人精神史与时代精神症候的双重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