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浪潮中，郑钧以撕裂布匹般的声线划破时代幕布。当崔健的红色摇滚裹挟着政治隐喻奔涌时，这位西安青年却用《赤裸裸》构建了更具普世价值的摇滚图腾——在失真吉他与布鲁斯音阶的交错中，他既不是愤怒的斗士，亦非颓废的浪子，而是用音乐完成自我救赎的朝圣者。
《回到拉萨》的藏式长调前奏如雪山融水，却在电吉他轰鸣中升华为现代人的精神漫游。郑钧的摇滚美学始终存在两股对冲的暗流：西部民歌的苍茫基因与英式摇滚的阴郁气质，在《第三只眼》专辑里化作”我的爱，赤裸裸”这般直白嘶吼与”我想知道，生命何时开始”的哲学叩问。这种分裂性恰似《灰姑娘》里粗粝的扫弦包裹着童话意象，将男性视角的欲望叙事转化为纯真年代的最后挽歌。
2001年的《ZJ》专辑标志着其创作轨迹的拐点。《溺爱》中迷幻电子音效缠绕着”我们生来孤独”的宿命感，金属质感的编曲却暗藏《流星》里”我想知道，流星的永恒是否值得燃烧”的诗性诘问。此时的郑钧已褪去《赤裸裸》时期的荷尔蒙气息，在《苍天在上》的秦腔采样与工业摇滚的碰撞中，完成对故土文化的摇滚解构。
《长安长安》的埙声呜咽与摇滚三大件的暴烈对话，将个体乡愁升华为文明乡愁。郑钧的词作始终游走于意象堆砌与哲学思辨之间，《私奔》里”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的残酷浪漫，与《作》中”我们活着也许只是相互温暖”的存在主义拷问，构建起中国摇滚罕见的文学性景观。
当《我是你免费的快乐》用布鲁斯腔调解构消费主义，郑钧证明了摇滚乐的批判锋芒无需依赖口号式呐喊。从工科生到摇滚符号的身份裂变，在其音乐中具象化为永远在路上的行吟诗人形象——既在《路漫漫》中保持”上下而求索”的姿态，又在《风马》里完成”回归喜马拉雅”的精神皈依。这种灵魂的双重奏，最终在《听上去不错》的电子实验与《低空飞行》的民谣叙事中达成微妙平衡，为中国摇滚乐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