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乐坛，郑钧带着西北高原的沙砾感闯入公众视野。他的声音像一把未开刃的刀，在《赤裸裸》的原始呐喊中划开时代幕布，露出城市青年精神荒原的真相。这张1994年的专辑里，既有”我的爱，赤裸裸”这般直白的欲望倾泻，又在《回到拉萨》的编钟与梵音里构筑理想国，这种撕裂感成为郑钧音乐最本真的底色。
在《第三只眼》时期，郑钧将佛学意象融入摇滚架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用佤族童谣作引，佹偲的鼓点击碎文化猎奇者的幻想，副歌部分突然迸发的嘶吼，将民族音乐元素解构成对现代文明的诘问。这种创作手法在1999年的《怒放》中达到顶峰，同名主打歌以电吉他音墙堆砌出生命力的具象化表达，却在间奏部分突然插入埙的呜咽，制造出盛放与凋零并存的听觉悖论。
步入千禧年后的《长安长安》，郑钧回归故土叙事。《奴隶努力》里刻意粗糙的唱腔，配合失真吉他与秦腔唱段的错位叠加，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投射在古都城墙的裂缝中。这种在地性表达不同于同期摇滚乐的宏大叙事，转而聚焦个体在时代转型中的精神迁徙。专辑同名曲用三弦与摇滚三大件的碰撞，演绎出文化基因的断裂与重生。
近年《作》的发布，标志着他从社会观察转向内在省思。”我不过是想在死去之前，痛快地活过”的歌词，褪去年轻时的锋芒，袒露出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终极叩问。编曲中刻意保留的呼吸声与指甲划过琴弦的杂音，让作品呈现出未经修饰的粗粝真实。
从霓虹灯下的反叛青年到静看云起的修行者，郑钧始终在商业与艺术的夹缝中保持创作的真实性。他的音乐轨迹暗合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理变迁，那些撕裂的旋律与矛盾的词作，恰似时代进程中无法弥合的伤口，在苍凉中迸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