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浪潮冲刷记忆的21世纪，遗忘俱乐部用失真吉他和粗粝人声浇筑出一座连接世纪之交的声波桥梁。这支由刘忻领衔的乐队，将千禧年初期的车库摇滚基因注入朋克骨架，在2020年《WHERE SHALL WE GO》专辑中完成了对世纪初亚文化图景的考古式重建。
《Biggest Part》的鼓机节奏裹挟着Y2K时代的赛博焦虑，合成器音色如同老式电脑的故障杂波，主唱撕裂的声线在”我们被困在像素迷宫”的歌词里反复冲撞。这种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在合成器朋克（Synth Punk）的包裹下，意外重现了世纪初人们对互联网乌托邦的集体困惑。乐队刻意保留的录音瑕疵，恰似千禧年地下演出现场的磁带转录，将数字时代的完美音质解构成怀旧介质。
在《Lost in the 21st Century》中，暴烈的三和弦进行与迷幻的相位效果形成对冲，复刻了后朋克黄金年代的声音矛盾美学。歌词里”用二维码雕刻墓志铭”的黑色幽默，将世纪初的末日情结移植到算法统治的当下。乐队对英式朋克咬字方式的模仿，配合刻意模糊的中英文混用，重现了跨国亚文化传播初期的语言杂糅特征。
这支乐队最狡黠的复古策略，在于对千禧年视觉符号的声学转译。《Cyber love》里故障艺术（Glitch Art）般的吉他反馈，恰如其分地对应着低分辨率显示屏的视觉残影；《Stupid Game》中突然插入的8-bit电子音效，犹如从古董游戏机里抢救出的声音残片。这种跨媒介的怀旧拼贴，构建出属于Z世代的集体记忆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