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武汉，四个年轻人用吉他失真与诗性语言编织出一场声音革命。达达乐队以《天使》和《黄金时代》两张专辑，在世纪之交的摇滚版图上凿刻出独特的审美坐标。
主唱彭坦的声线像浸过晨露的刀刃，在《南方》的民谣叙事里划开潮湿的雾气，又在《Song F》的英伦摇滚架构中折射出普鲁斯特式的记忆光谱。这种分裂而统一的气质，恰如乐队名字取自达达主义的隐喻——在反叛与重构之间寻找支点。《黄金时代》专辑封面上那尊镀金雕像，凝固的正是这种矛盾张力：既渴望永恒，又随时准备自我解构。
编曲层面，吴涛的吉他织体始终游走在暴烈与克制之间。《无双》前奏的失真音墙骤然坍缩为钢琴独白，如同被解构的摇滚宣言；《午夜说再见》用三拍子华尔兹承载后朋克的阴郁，这种形式悖论恰恰暗合达达主义对传统的戏谑颠覆。贝斯与鼓组的律动时而如混凝土般沉重（《暴雨》），时而化作爵士化的呼吸（《收音机之恋》），在规整的4/4拍框架里制造出危险的裂隙。
歌词文本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诗性肌理。”候鸟飞过南方/水草在风中失眠”（《南方》），这种意象拼贴既非传统摇滚的直白宣泄，也非学院派的艰涩隐喻，而是构建出独特的通感场域。当《黄金时代》唱到”用我们破碎的钻石般的心/闪耀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达达乐队完成了对摇滚乐精神内核的诗意转译——不是摧毁，而是以伤痕为棱镜折射光明。
这支存在仅五年的乐队，像一颗中途引爆的超新星，其遗留的声波残骸仍在持续影响独立音乐场景。他们证明摇滚乐的愤怒可以包裹琥珀色的忧伤，反叛的呐喊亦可化作散文诗的低语。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黄金时代”从不是怀旧对象，而是不断被解构与重建的现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