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千禧钟声敲响时，达达乐队用《天使》专辑为世纪末的摇滚乐坛注入一剂青柠檬色的清醒剂。这支来自武汉的四人乐队，在英伦摇滚的骨架中填入东方城市的潮湿与诗意，主唱彭坦的少年声线像未拆封的玻璃纸，包裹着《化学心情下的爱情反应》里碳酸气泡般跃动的青春困惑。
《黄金时代》时期的达达在音乐光谱中找到了更精确的坐标。《南方》的木吉他分解如梅雨季节的檐角滴水，合成器音色在副歌炸开时恍若冲破云层的金色阳光。彭坦的歌词书写着属于世纪末青年的集体潜意识——那些关于流浪歌手的情人、午夜收音机的杂音，以及城市高架桥下永不停歇的轮毂转动的意象，构成了千禧之交特有的迷惘浪漫主义。
当《Song F》的钢琴前奏在二十年后的livehouse重新响起，重返舞台的达达乐队完成了某种时空折叠。中年乐手的指法依旧精准，但那些曾经锋利如刀的和弦如今裹挟着琥珀色的包浆。观众席里三十代人群的合唱声中，少年心气与岁月沉淀达成了微妙平衡，如同彭坦嗓音里新增的沙哑质地，反而让「黄金时代」的追忆更显真切。
达达乐队始终保持着某种克制的诗性，他们的摇滚乐没有撕裂式的愤怒，却在《巴巴罗萨》的军鼓行进中暗藏风暴，在《午夜说再见》的夜班公交叙事里寄存温柔。这种介于少年维特与城市游吟诗人之间的独特气质，让他们的音乐成为世纪末中国摇滚版图中一块温润的玉璧——不似金属般暴烈，却自有其绵长的精神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