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香港红磡的镁光灯熄灭后，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泛黄的卡带里继续生长。这个来自西安的诗人歌者，用锈迹斑斑的吉他弦编织出世纪末中国最荒诞的寓言剧场。当《姐姐》的嘶吼在无数地下酒吧回荡时，人们意识到这位瘦弱的摇滚客并非在歌唱个体命运，而是在锈蚀的琴箱里装下了整个时代的乡愁与阵痛。
张楚的音乐图谱里，草根性从来不是刻意涂抹的油彩。《蚂蚁蚂蚁》中那些在钢筋水泥缝隙爬行的卑微生物，恰似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浪潮里被冲刷的芸芸众生。他用”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这样魔幻的意象，将计划经济解体后的集体迷茫浇筑成黑色幽默的混凝土。当崔健还在用《红旗下的蛋》解构意识形态时，张楚已把镜头对准了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主妇、骑着二八大杠穿越雾霾的工人——这些在时代转折点上踉跄前行的无名者。
《造飞机的工厂》专辑像部未完成的工业启示录，合成器制造的机械噪音与口琴的呜咽交织成后工业时代的安魂曲。在《结婚》里，张楚用近乎神经质的呓语拆解着传统伦理：”你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这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叙事，将市场经济初潮中的价值撕裂具象化为婚礼现场的黑色幽默。当整个社会在物欲中眩晕时，他的歌词成为照见时代精神分裂的哈哈镜。
《光明大道》里那句”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是献给理想主义末班车的悼词。张楚从不提供廉价的救赎方案，他的批判裹挟着存在主义的冷冽。在《赵小姐》的市井白描中，物质欲望与道德困局如同纠缠的耳机线，解不开理还乱。这种清醒的痛苦，让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盐粒般的粗粝质感。
当魔岩三杰的传说在商业洪流中褪色，张楚选择在《向日葵》里低吟”我成长在红旗下面”。这不是妥协，而是将个体记忆熔铸成更宏大的时代切片。他的退隐与复出，恰似中国摇滚乐在主流与地下之间的永恒摇摆。那些未完成的音符，最终都化作世纪末文化转型期的精神化石，在泛黄的打口带上继续诉说着未竟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