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北京，城市边缘的废弃厂房与胡同深处的潮湿地下室中，一种新的声音正在蔓延。合成器的电流声穿透混凝土墙壁，鼓机的机械节奏与失真的人声交织成混沌的网，而超级市场乐队——这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先锋——正用冰冷的电子脉冲与迷幻音墙，重新定义千禧年前后北京地下场景的听觉维度。
作为中国电子乐的先驱，超级市场乐队在1997年的成立本身便是一次对传统摇滚美学的叛逃。羽伞（田鹏）与朱宇航等人以罗兰合成器、采样器和效果器为武器，将后工业时代的都市焦虑转化为《模样》（1998）中破碎的电子碎片。专辑开场曲《恐怖电影》以锯齿波音色切割耳膜，人声被处理成失真的无线电信号，仿佛来自地下的匿名广播。这种“非人化”的声效并非技术局限的产物，而是刻意为之的美学选择——他们将北京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异化，编码为数字化的声波废墟。
超级市场的音乐中始终存在一种矛盾的张力：机械的电子节奏与迷幻旋律的对抗。在《七种武器》（1999）中，《玫瑰公园》用低保真合成器铺陈出潮湿的梦境，高频音效如霓虹灯般闪烁，低频则像地铁隧道深处的轰鸣，将听众拖入虚实交错的都市迷宫。这种“迷幻”并非60年代嬉皮式的致幻剂美学，而是世纪末中国青年在急速现代化中的精神眩晕。他们的音墙不是吉他堆叠的暴力美学，而是通过数字设备的无限复制与叠加，制造出信息过载的耳鸣感。
千禧年之际的北京地下场景，摇滚乐仍占据主导话语权，而超级市场的存在如同一台不合时宜的故障机器。在嚎叫俱乐部或CD Café的演出中，他们拒绝煽动身体的摇滚律动，转而用静态的舞台姿态与持续性的声波轰炸解构现场的意义。观众在《SOS》的警报采样与《悲伤的幻觉》的混沌延迟中陷入集体性失语——这种“不适感”恰恰映射了电子乐对地下文化的颠覆：音乐不再是情感宣泄的载体，而是成为技术逻辑与人性残余的角斗场。
超级市场对本土电子场景的贡献，在于他们撕开了“电子乐等于舞曲”的狭隘认知。在《音乐会》（2003）中，他们甚至将京剧采样与Glitch音效并置，让传统文化的幽灵在数字裂缝中游荡。这种实验并非民族符号的粗暴拼贴，而是揭示了电子乐作为一种“无根媒介”的包容性——它可以是北京的、未来的，也可以是彻底虚无的。
如今回望，超级市场乐队的声音像一组来自世纪末的加密档案。那些被电流声掩埋的旋律、被噪音吞噬的节拍，不仅是北京地下电子场景的起点，更是一代人面对技术洪流时，用混乱与克制书写的听觉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