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浪潮中，郑钧以撕裂的嗓音与诗性笔触，在时代轰鸣的裂缝里凿出一块精神飞地。他的音乐从不是简单的愤怒宣泄，而是将反叛的锋芒包裹在宿命感的诗意中，形成独特的“摇滚哀歌”美学。
在首张专辑《赤裸裸》中，郑钧用西式摇滚的骨架，填入了东方文人式的颓唐。《回到拉萨》以藏地意象编织出精神乌托邦，电吉他扫弦如转经筒般回旋，高亢的副歌却是对都市异化的无声控诉；《灰姑娘》以民谣外壳包裹摇滚内核，沙哑声线中流淌着对纯真年代的最后挽歌。这种矛盾性成为他音乐的核心密码——既渴望逃离，又深陷红尘；既撕裂时代，又自我放逐。
《第三只眼》时期，郑钧的创作显现出更锋利的时代切片能力。《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用佯狂的吟唱解构宏大叙事，手鼓与贝斯交织出末世的荒诞感；《路漫漫》在布鲁斯音阶里注入禅意，将个体迷茫升华为一代人的精神困境。专辑封面上那只撕裂的眼眶，恰似九十年代文化转型期的集体创伤隐喻。
当摇滚乐逐渐被商业驯化，郑钧在《怒放》中完成了最后的诗意抵抗。《流星》用迷幻摇滚织就存在主义的星空，嘶吼的“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成为世纪末青年的精神谶语；而《妈妈，你还是把我带回家》则以朋克式的粗粝，将代际冲突转化为文化断层的悲鸣。这些作品中的“呓语”特质，实则是被压抑的自由意志在音乐中的变形记。
郑钧始终在作品中构建“精神还乡”的双重路径：地理意义上对西藏、长安等文化符号的朝圣，与精神层面对纯真年代的永恒追忆。《苍天在上》中的埙声呜咽，《温暖》中褪去电声的素颜吟唱，都在试图从工业文明的废墟中打捞消逝的诗意。这种还乡情结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的文化抵抗。
当时间锈蚀了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锋芒，郑钧音乐中那些撕裂的呐喊与颓唐的诗意，依然在时代的裂痕中隐隐作痛。他用摇滚乐浇筑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图腾，更是一代人精神漂泊的永恒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