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中国摇滚乐坛，何勇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在《垃圾场》的嘶吼中完成了一次对城市文明的黑色祭奠。这位生于什刹海的胡同少年，用三弦与电吉他的碰撞，在废墟般的北京城墙上刻下朋克与民谣交织的血痕。
《垃圾场》专辑里的唢呐声像把锈刀，剖开九十年代北京城的浮肿肚皮。当《钟鼓楼》的前奏响起，张楚的笛声与何勇父亲何玉生的三弦缠绕着钻进鼓楼倾斜的阴影里，那些正在被推土机碾碎的胡同砖瓦，在民谣叙事中化为齑粉。何勇的声带裹着沙砾，把”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唱成世纪末的谶语，民谣的抒情肌理下埋着朋克的引线。
在《姑娘漂亮》的暴烈节奏里，何勇撕碎了所有关于青春的浪漫想象。萨克斯风与朋克riff的荒谬对话，恰似国营工厂废墟上突然冒出的霓虹灯箱。他用京腔朋克的戏谑口吻戳破物质崇拜的脓疮，”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的诘问，比任何社会学论文更精准地刺中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精神溃疡。那些在《头上的包》里反复叩击的鼓点，是打桩机夯进北京地基的闷响，也是青年头颅撞向体制高墙的淤青。
专辑同名曲《垃圾场》的噪音墙里，藏着何勇对城市化的黑色寓言。当失真吉他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个垃圾场”吼成战斗檄文时，胡同口爆米花机的轰鸣、国营商店铁栅栏的吱呀、鸽哨掠过拆迁工地的呼啸，全部熔铸成工业朋克的金属溶液。何玉生的三弦在这些钢筋水泥的裂缝里时隐时现，像条快要干涸的护城河，民谣的基因在朋克的血管里突变成新的生命体。
香港红磡的镁光灯下，何勇的舞台表演成为行为艺术：海魂衫是工人阶级的残像，红领巾是集体主义教育的遗骸，朋克的狂躁与民谣的悲悯在他的肢体冲突中达成诡异平衡。当《非洲梦》的雷鬼节奏裹挟着”我想去那遥远的非洲”的嚎叫，暴露出全球化浪潮下第三世界的集体焦虑，那些被民谣柔化过的愤怒，在朋克的放大器里变成文化抵抗的声波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