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当中国摇滚在魔岩三杰掀起的狂潮后逐渐陷入沉寂时,超载乐队用同名专辑《超载》划破时代的幕布,将重金属摇滚的轰鸣注入中国摇滚乐的血液。这张充斥着工业噪音与哲学思辨的专辑,以暴烈的吉他音墙与高旗撕裂般的嘶吼,完成了中国摇滚史上最具争议的金属宣言。
《超载》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对抗。在Grunge风潮席卷全球的90年代,乐队成员高旗、李延亮等人却执拗地选择重金属作为表达载体。专辑开篇《荒原困兽》以失真音效模拟的机械轰鸣中,高旗用诗化的语言描绘出工业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图景,双踩鼓点与高速riff编织出令人窒息的音网,这种将西方金属技法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尝试,在当时堪称破冰之举。
专辑中《生命之诗》与《距离》构成奇异的二元对立,前者用长达七分钟的前卫金属结构探讨存在主义命题,后者则以简洁的朋克式riff直击都市人的情感困境。李延亮的吉他solo在《低下头是人间》中展现出惊人的技术控制力,高速连复段与东方五声音阶的融合,证明了中国乐手对重金属语言的消化与重构能力。
然而这张专辑遭受的争议与其艺术价值同样醒目。过度密集的编曲让部分听众感到压迫,《一九九九》中末日预言式的歌词被批为晦涩难懂,甚至乐队成员多年后也承认录音时的青涩与失控。但正是这种未经驯化的原始能量,让《超载》成为90年代中国摇滚最暴烈的精神切片——当所有人都在解构摇滚时,他们固执地用重金属建构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
二十余年后再听《超载》,那些曾被诟病的”噪音污染”显露出惊人的预言性。专辑中关于技术异化、存在焦虑的思考,在数字时代得到残酷印证。这张游走在失控边缘的唱片,不仅记录了中国金属乐最初的觉醒阵痛,更以躁动的音波在时代铁壁上撞出了裂痕,让后来者得以窥见摇滚乐另一种可能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