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中国摇滚乐坛，郑钧以首张专辑《赤裸裸》撕裂了时代的幕布。这张由红星生产社发行的唱片，用粗粝的失真音墙与诗化的歌词，记录了一代青年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精神困顿与欲望躁动。
《赤裸裸》的吉他前奏如同锋利的刀片，划开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表皮。郑钧的嗓音带着西北荒漠的沙砾感，在《回到拉萨》的高音段落里爆发出近乎撕裂的呐喊。这种声音特质恰如其分地传递着转型期青年的生存焦虑——当计划经济的安全网逐渐消散，个体存在的虚无感与对精神乌托邦的追寻，在失真吉他的轰鸣中找到了共振频率。
专辑中的歌词呈现出强烈的对抗姿态。《商品社会》以黑色幽默解构物质崇拜，《极乐世界》用迷幻的旋律包裹存在主义的叩问，《赤裸裸》则将爱情叙事转化为对虚伪道德体系的嘲讽。这些文本在官方话语与地下文化的夹缝中生长，既不同于崔健式的宏大叙事，也区别于魔岩三杰的都市寓言，而是以个人化的生命体验折射出集体性的精神突围。
制作人张卫宁在专辑中保留了粗糙的现场感，刻意弱化的后期处理让乐器的碰撞声清晰可辨。这种原始质感与当时香港台湾地区高度工业化的流行音乐形成尖锐对比，成为大陆摇滚乐独立美学的标志性注脚。专辑中大量运用的布鲁斯摇滚框架，混杂着长安古都的苍凉气息，创造出独特的东方摇滚语法。
《赤裸裸》的商业成功超出预期，正版销量突破百万，盗版更难以计数。这种矛盾现象本身构成了九十年代的文化隐喻：当主流意识形态尚未找到与市场经济对接的话语体系时，摇滚乐意外成为了青年群体的精神代偿。郑钧在《茫然》中的喃喃低语，既是个人困惑的独白，也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切片。
这张专辑留下的不仅是《回到拉萨》的传唱度，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华语摇滚的某种美学范式——在诗性与破坏性之间保持危险的平衡，用音乐建构对抗异化的精神飞地。当世纪末的钟声敲响，《赤裸裸》的余震仍在文化地层深处隐隐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