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唐朝乐队以《演义》为名，在世纪之交的迷雾中投下一颗惊雷。这张被冠以”中国首张前卫摇滚专辑”之名的作品，与其说是对罗贯中历史叙事的音乐转译，不如说是对世纪末中国摇滚精神的一次考古式重构。当丁武以撕裂苍穹的嗓音唱出”风，吹不散长恨”时，这支历经成员更迭的乐队正在用重金属音墙重塑历史的肌理。
《演义》的创作恰逢中国摇滚乐的阵痛期，乐队灵魂人物张炬的意外离世如同青铜编钟的断裂，迫使唐朝在历史纵深中寻找新的支点。专辑封面那尊锈迹斑斑的兽首，隐喻着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肢解的传统文明。十二首作品构建起环形剧场，将三国权谋置换成世纪末的文化博弈——《演义》中长达九分钟的叙事长诗，在失真吉他与古筝的对话里，暴露出历史循环的荒诞本质。
音乐语言的革新暗藏文化密码。乐队将传统五声音阶溶解于前卫金属的复杂结构中，《缘生缘灭》里顾忠的贝斯线如同兵马俑阵列般森严推进，《异乡客》中刘义的键盘铺陈出敦煌壁画式的音景。最具颠覆性的《时间》以工业摇滚节奏解构历史线性，采样自京剧《空城计》的念白在电子音效中沦为历史废墟的残片。
这张专辑的悲剧性在于其文化立场的双重困境：《演义》试图用西方摇滚语法讲述东方史诗，却在世纪末的文化断层中成为无人解码的楔形文字。当《送别》的埙声在重金属轰鸣中渐行渐远，唐朝乐队完成了对中国摇滚最悲壮的祭奠——他们不是历史的歌者，而是被困在时间褶皱里的守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