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Beyond乐队在香港商业电台录音室录制的《乐与怒》专辑，成为华语摇滚史上最具悲壮意味的里程碑。这张收录了《海阔天空》《我是愤怒》《情人》等传世之作的粤语专辑，不仅承载着乐队突破商业桎梏的孤勇，更暗合了主唱黄家驹两个月后意外陨落的宿命轨迹。当商业包装开始吞噬香港乐坛的90年代初，这张专辑以惊人的完整性，完成了摇滚精神对资本逻辑的最后一次正面突围。
在宝丽金唱片注资的背景下，《乐与怒》的创作却呈现出与资本背道而驰的纯粹性。黄家驹刻意选择全乐队创作模式，12首作品中仅有2首交由外部填词人，这种近乎偏执的创作自主权，直接体现在《我是愤怒》凌厉的贝斯线与《狂人山庄》长达两分钟的不插电前奏中。制作人梁邦彦回忆，乐队甚至为《完全地爱吧》的鼓点相位效果，与坚持市场导向的监制发生激烈争执。
专辑中的艺术实验在商业语境下显得尤为珍贵。《爸爸妈妈》用雷鬼节奏解构家庭伦理，《走不开的快乐》以爵士切分颠覆励志歌范式，即便被诟病”不够流行”的《无无谓》，其朋克式编曲也保持着对音乐本体的忠诚。这种坚持在主打歌《海阔天空》达到巅峰——黄家驹将乐队日本发展的困境写入副歌，用4536和弦进行包裹的呐喊，意外铸就了跨越时代的共鸣。
市场数据印证了这场艺术冒险的双重性：专辑首月销量突破15万张，但相比同期黎明《夏日倾情》的30万销量，商业成绩并不耀眼。更具隐喻意味的是，《乐与怒》在叱咤乐坛颁奖礼仅获”我最喜爱本地创作歌曲奖”，这个专门设置的安慰性奖项，暴露出香港乐坛对原创摇滚的集体焦虑。
当《海阔天空》的钢琴前奏在黄家驹葬礼上响起时，这张专辑完成了从音乐产品到时代注脚的转化。乐队成员在后来的纪录片中承认，那些被公司要求修改的段落，正是他们最珍视的摇滚印记。在数字音乐尚未诞生的年代，《乐与怒》用卡带介质保存了理想主义最后的余温——那是一个摇滚乐队在商业规则与艺术追求间，用生命完成的平衡术。
